《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万历十五年》读过后，真的可以让人获益匪浅。小编精心为你整理《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希望你喜欢。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1
万历皇帝自小受慈圣皇太后和首辅张居正严格教育儒家教育；熟读经史，敬重天道，效仿祖法。开始万历皇帝也想按着他受教育的努力去做好皇帝，严重旱灾时，甚至亲自步10里为百姓祈雨。但是经过一些事情，慢慢发现的人性和体制的复杂性。首先是自己非常信任的对他严格说教的导师张居正个人生活被揭发是如此腐败，而文官打倒张居正的文官的目的，显然又和他万历初想的并不一样。当他想自己能主导政治时，却发现想做任何的改变，就会受到非常大的阻力，这些以道德和祖法为工具的阻力让他难以对抗。黄老先生讲明朝是文官体系为统治的，不如直接讲以儒家意识形态为统治，任何文官甚至皇帝都很难对这种意识形态有任何的挑战。最后万历选择妥协，以道家无为来默默的发泄他的不满和进行抵抗。书中儒家意识形态根深蒂固，以及这种意识形态和人性的冲突矛盾。就行成了一些特殊的行为。
张居正政治上厉行改革，做为万历的老师，对皇帝严格要求。但他本人又口是心非，表面满口节俭，而私生活极其奢侈。厉行改革，却又不了解实际情况，反而出了相反的效果，同时也得罪了一批人。结果一死，整个家族和政治同僚就受到清算。
申时行做为首辅，行为却和张居正完全不一样，在处事上他信奉调剂折衷的原则来调节文官间，皇帝官僚间的矛盾。这种行为是典型中墉之道，是儒家思想和人性妥协的产物。
海瑞更是个争议的人物，他严格尊崇孔孟之道，对崇尚道德，严守法律。他的这种行为，当时的官僚对
其即希望是一个社会道德的标杆，又知其的脱离现实性，对其不重用，并排斥其很多行为。海瑞个人可以通
过自律及对价值的追求了来到达，但由于其很多理念本生脱离人性，必然不具备大众性。其很多行为更是暴露出儒家思想的缺陷，像由于孝道极端推崇，休了两任妻子的，最后一任莫名死去；还有对个人欲望的极端抑制，这些本身就是和人性先背离的。其行为对具体事物的处理效果，也颇受争议，看是完全遵守道德，然而由于社会的事情复杂，以及道德本身的局限性，往往起了并不好的效果。当时的精英阶层本身并不相信他，包括当时的知识份子，对这种行为也有争议，象李贽就明说有时清官比贪心的官更误事，清官有道德的支持，而且就算失败也能赢当时读书人非常看中的名誉，处事固执而不知变通，往往导致事情往坏的方面发展。
在写戚继光和李贽也真实的把其多面性呈现给了作者：戚继光有军事才能，民族英雄的一面，但其又有偷偷纳妾，行贿张居正的一面。李贽一个学者，思想家，其对人对己对社会的妥协与抗争记述，也非常真实。这种性格多面性的记述更加体现了人性。
现代大众社会行为学说，通常一个人对事物的看法或观点的接受：第一位的是立场，第二位的是情感，第三位的才是客观理性。黄老先生能客观理性的研究这段看似平常，确是很典型的历史时间，并且又能非常客观理性的呈现给大家，确实是读者的幸运。
读后，感觉最深的是，价值观的影响力，不仅对个人的行为，道德，和幸福观起决定影响，而且任何团体，社会，宗教，国家都是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其影响深远，决定整个体制。决策面和执行面还有基层中间过长的距离和脱节导致的低效是高度集权的社会体制所不可避免的。道德很多方面是对社会稳定其作用，社会发展更依赖于技术方法和本身的规律的研究。个人的道德及智慧在社会群体中有时是矛盾的，社会群体和个人很多规律是相反的。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2
历史学领域，向来就是一个意见不同，纷争不断的学术领域。但是无论如何，思想的冲突还是有益于文化的进步与发展——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一书，即是为明代历史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为了历史学领域提出了一个应当注重的话题——“大历史观”。尽然，书中的一些观点不会被通篇认同，但是其意义，可谓是一次理念上的革新。
正如书中所说，1587年，在中国则为明万历十五年，次岁丁亥年，所发生的要事可谓寥寥无几，而其程度则以震撼全国朝野上下的事件，则更显得屈指可数。整个国家都在承平与祥和的气息中度过。然而，史官与历史学家都没有注意到，尽管没有关于要事大篇幅的记录，但是在他们笔下的一次次集会、早朝、经筵、会议、谈话，在大量日复一日的枯燥文字之中，我们的.王朝正在经历着它的潜移默化的改变——而一般而言，潜移默化的改变，其影响甚于一次集中的矛盾总爆发。事实上，在1587年所发生的一切，昭示着明王朝已经失去了一次关乎它未来命运走向的变革机会，并且步入了它命运的最后一段路程，走向了衰亡。
能够维持国家运转的，有几种东西——其一，乃是完善的制度，就如同今日之美利坚，无论官员如何之平庸，但是由于有一套完善的制度，那么整个国家还是在欣欣向荣地发展着；其二，乃是社会道德的制约，道德虽是无形之物，然而却是一种巨大的约束力，掌权者如果能够灵活运用道德力量管理国家，那么儒家“大同”的构想就能够全面实现了。其三，也就是潜规则。这种构成于各种集体的规则，成型与完善与各种游离与法令与条例之外，虽然它不是标准的形式规则，但是仍然是维持文官平衡的重要点。现在，我们的大明王朝虽然集这三者于一身，但是第一种，即制度，已经显得死板而不合时宜，既无法控制地方，又无法领导中枢。所以，留给万历皇帝和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们的，只有软弱无力而缺乏条理的儒家道德与官场内部籍以维持秩序的潜规则。
制度的不适用是本朝最大的特征，也是整个国家的悲哀之一。缓慢而缺乏效率的政府、充斥着各种关系链条的人事考察，，等等等等都使得我们的明朝对于国家的治理只能够维持到“平稳”而无法将其晋级为“盛世”，一旦战争来临，整个国家都会由于调度不一与指令相斥而混乱不堪，1619年的辽东，正确的证明了这一点。
当制度不堪修补，社会的推动力已然消失之时，再强有力的改革也显得无济于事。用书中结尾的话来说，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这些人，虽然拥有着不同的抱负与蓝图，但是由于整个国家已经没有了动力，那么“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是宴安耽乐，首辅的调和或者是独裁，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还是习于苟安，文官的贪墨舞弊还是廉洁奉公，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取得有意义的成就。”并且书中还提到，整个国家的悲剧所造就的结果，就是一个个个人的悲剧——有的身败，有的名裂，有的则身败兼名裂。这些小成分，构成了整个国家的悲剧。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数千年前的历史时，也许更会对于人物在整个历史环境下的处境而唏嘘感叹乃至同情。因此，我们也应该以更高远的视角，去探寻那些人物心理中复杂而不为人知的一面。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3
在阅读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之前，首先对其为何选择万历十五年这个时间十分不解，尤其是知道他的英文版书名“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译为“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时。对此，在看完第一章后，便有了解答，“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而就是这些在1587年前后被历史学家忽视的事件，让那之后的历史掀起了波澜，这些也是随后所发生历史大事件的症结所在。
本书一开章讲述的便是当时处于权利顶端的人物——万历皇帝，而写他出现最多的词汇便是“演戏”、“预习”等，十分具有讽刺意义，这位帝王8岁登极，“是一位熟悉各种礼仪的君主”，可以说也是一位符合以道德、礼仪所支撑的制度的君主。幼年时期他信任张居正、冯保，认真学习为君之道，是一位勤勉好学的君主；少年时期，开始希望摆脱束缚并独挡一面，而在其真正摆脱张居正、冯保阴影之时，又陡然发现自己仍无法自由，反而落入到另一个漩涡当中，而文官集团的泥沼比之前更胜。之后这个原本积极向上的君王便只能以最消极的态度去抵抗，这可以说是一位帝王的悲剧，他曾经也有抱负也曾勤勉，但在制度之下却无从反抗，最终成为在朝堂上的木偶，祭祀庆典中的演员，用一个词语概括这位君王的心情，应当是“无奈”，对这种制度的无奈。
在书中，还有一个人物十分重要，便是张居正，此人在第一章的万历皇帝中便占了很大的篇幅，并且在随后的全文中都时时出现他的影子，可以说是一个具有重要线索意义的历史人物。张居正此人让看者内心十分复杂，他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改革家，是中国历史上优秀的内阁首辅之一，明代最伟大的政治家。他前后扶持明神宗10年，实现一系列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获生机。然而，在黄先生的笔下，张居正却不仅仅是一个平面人物，更是一个活生生的普通人，也拥有普通人的缺点。善于玩弄权术，对政敌心狠手辣，奢靡无度，在规劝帝王勤勉的同时又大量敛财，表里不一的性格使看者对其印象大打折扣。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即是在人生权力达到最高峰时猝然去世，如同闹剧一般，却任然将他的影响带向了他的身后，他的贡献、政策是实实在在的为当时的明帝国撑起了可以喘息的一角，而当这世间再无张居正时，这个庞大的帝国也只能一步步的走向灭亡。
文官集团是那个年代特色，也是使那个年代制度走向僵化的罪魁祸首，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面对明体制下文官集团的“阴”、“阳”两重性，即人性的私心贪欲和道德伦理，张居正所在的十年新政重点便定位在改变文官机构的作风，文官制度受各种环境之累，做事缺乏条理。张居正力图振作，要求过于严厉，以致抗拒横生。在他有生之日，他犹可利用权势压制，可一旦身故，便最终全面崩溃。万历皇帝显然是没有张居正式领导全局的能力，无法制衡文官集团的矛盾，他所采取的消极方式反抗立储问题，反而使矛盾更加不可调和。多少年来，文官制度已经深刻烙印在帝国的骨髓里，万历皇帝也许除了消极怠工，已经没有更好的解决方式了。
全书，著者对几个典型的历史人物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从侧面反应当时明王朝内部的烂创，制度的僵化已经无法阻止社会走向灭亡，道德是这个制度的中心，却也同时成为了这个制度致命的缺陷，一个以道德为主，法律为辅的国家，其崩溃的起点总是从内部开始的。黄老先生最后提出了“数字化管理方式”，如官员的绩效考核、军队的系统化管理等，以期解决这个历史的难题，然而我认为纯粹的数字化管理是不够的，我国复杂的社会背景和人文背景是无法单靠数字进行规整的，这样的方式能够借鉴却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只有在人类不断的前进过程中摸索与实践，充分剖析社会，才能找到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解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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