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读后感
当阅读完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何不写一篇读后感记录下呢？那么你真的懂得怎么写读后感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南渡北归读后感，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南渡北归读后感1
《南渡北归》讲述的是抗战时期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以及学校、科研机构从被侵占的沦陷区迁往大后方，并在抗日战争前后的艰难岁月里，执着于学术与教育，待抗战结束后北归复校的故事。书名来自于冯友兰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庚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西南联合大学的流离迁转，筚路蓝缕，在烽火硝烟中弦歌不绝，大师学子共赴国难的故事，正是本书叙述的那个时代学人中浓墨重彩的代表。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个人所经受的磨练与苦难，往往是铸就伟大事业的熔炉。而个人的苦难和时代的悲剧相契合，若不是被更深重的苦难击倒，只能效穷途之哭，便是于绝地求生，绽放更迷人的光彩。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那些滚烫的热血，那些强烈的愿望，那些忠诚的情怀，带给个人的，带给民族和国家的，正是苦难之后的辉煌，以及更加灿烂的未来。
今天我们再读那段历史，再读那一些人，尽管很多事情我们已经知晓了结局，但是我们再读再看时，依然会为个人的命运揪心，依然会为家国的沦亡嗟叹。我们依然可以从中汲取力量、勇气和热血，那是可以激励我们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都保持乐观和希望，努力继续向前的力量。
那时的人们，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现在的我们，长风破浪，更有凌云之心。
南渡北归读后感2
中国人素来注重家风，注重家族的传承。“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家风好，子女教育的好，整个社会风气才有好的基础，也只有每一个家庭的家风好，千万个家庭才能成为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在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文中有一句经典台词，左师公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生远。自古以来中国人对于子女的教育一直是重视。尽管对于传统家庭教育的方式，现在有很多批判的说法，但是对于子女的成人、成才的重视程度自古至今始终如一。
《南渡北归》浩浩荡荡地书写了一大批中国旧时代的文人大家的经历轶事，可歌可叹，这些风流人物自然是一位位大师，随着那个时代远去，他们已经在史界、文学界留名，对于他们的是非功过自不是我辈所能评说的，在这里不再赘述。
作为普通的读者，不妨就从一个教育者（家长）的角度去读去体会这本书，这样话，偌大的一本书，我找到了一个思考点来梳理自己的感受。既从家庭教育，家风传承方面入手。在作者洋洋洒洒的文字中，有不少篇幅都提到了这样一个辉煌的家族—————梁启超的家族。梁启超的子女后代可谓是人才辈出。大女梁思顺是文史学家，次女梁思庄，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三女梁思懿，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长子梁思成是建筑学家，次子梁思永是考古学家，三子梁思忠，西点军校毕业后担任炮兵校官，早逝，四子梁思达经济学研究者，五子梁思永著名的火箭控制学家。这一长串的名字可见梁氏家族所不同凡响的家族影响力。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尽管梁氏子女在发展上有梁思超作为文坛大咖显赫地位有关，但除此之外，梁启超在对于孩子教育的用心也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岳南的广泛罗列资料的《南渡北归》中可以读出一些事例。在梁启超为孩子梁思成和梁思永选择将来所学专业的时候，作为父亲的他进行了精心策划与安排，面对外国强而中国弱的现状，抱着以学术薪火传家立业的目的，为梁思成和梁思永选择了建筑和考古专业。“皆是为了让当时不受中国学术界重视的冷僻专业，能够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成长壮大。为中华民族在这一专业学问领域争一世界性名誉。”梁启超从国家的高度，为国家的前途命运、为国家的学术发展考虑。可见梁启超眼界不同，站的高度也就不一般。
另外他让思成和思永走同一条路（建筑和考古），提出了将来可以互得观摹之意，真是最好没有了。可见梁启超作为家长也并未只是为孩子指了一条路就算完了，而是考虑到自家孩子之间将来的相互照应，相互帮助，毕竟古话“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此方面考虑也不谓不周全。在两个孩子在国外学习期间，梁启超也不断的为他们去留心观察找寻锻炼的机会。他打算让梁思永“丰富古文化的知识，多参观几个新成立的博物馆，然后再去欧洲深造几年，那时再回国于田野考古这门学科一世身手。”作为一名家长，尽管我们反对说包办孩子的未来路途，但是我们又不能放弃做家长的责任，因为一个家族的发展，一代人是站在另一代人的肩膀上成长起来的，作为我们承载着的后辈的家长来说，应该尽自己能力为孩子们去找寻发展的机会，提供锻炼的机会，这一点梁启超可谓是表率。
而一旦选定了目标，我们就要为孩子的发展不断加油鼓劲，为他们指点迷津，做好引路人。文中提到，在1927年梁思成曾向父亲梁启超写信询问，“自己与弟弟所学的专业与国家民族进步到底有没有用？”梁启超回答，“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又有语，“我也并不是要人人都做李、杜，不做姚、宋，要之，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思成所当自策厉者，惧不能为我国美术界作李、杜耳。如其能之，则开元、天宝间时局之小小安危，算什么呢？”
“知子莫若父”，梁启超正是熟知儿子的脾气秉性，才为他们选择这样的未来。但是教育孩子成长的历程中，一代大儒也无不在渗透着梁家拳拳爱国之心。为振兴祖国落后的科学，并在这门科学上为祖国争得世界性名誉和地位。受此影响，梁氏兄弟一生都在为这个理想而奋斗。他们在自己的专业所能之处，为国家及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也应了那句“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
说了梁家，再说说曾家。曾家，我们会不约而同的想到曾国藩。的确《曾国藩家书》太出名了，曾家的'名望在曾国藩时代算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曾国藩讲求耕读持家，并以此作为家训提出了“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曾国藩也在书中记录到，予生平于伦常中，惟兄弟一伦报愧犹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也。曾国藩一生崇尚功名，更重视修身齐家之道。常说科名有无迟早，总有前定，丝毫不能勉强，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修德之事，一者修业之事。勤奋好学，知书达理，吃千般苦读万卷书，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但问耕耘。这类家训名言比比皆是。
在这种家风的一代代传承下，曾家的发展可谓蒸蒸日上。在本书中提到了曾昭抡和曾召燏两位。算得上是曾国藩后代中代表。前者是中国化学学科和高等教育的奠基人，后者考古学界的翘楚，南京博物馆馆长。他们的成长历程得我们去思考，两位人物的杰出成就除了自身努力学习外，还有一点不得不单挑出来说一说。他们的成长离不开当时曾家里的一位大家长即曾国藩的次子曾纪鸿的夫人郭筠，也就是二位的奶奶，这老太太是一位不简单的家长，虽是女子身份，在嫁入曾家后更是读书不辍，郭曾坦言，自己的大部头的书都是在曾文正公指导下完成的，因为郭的努力，自己在文学方面也有一定的造诣。曾国藩对儿媳的培养同样在曾家后辈的身上得到了印证，郭筠在曾家家风的传承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她提出了家训六条：儿孙要谋求自强自立，不要求女子缠足，不赞成八股，不愿孙辈去考秀才，却学习英文接受新式教育。这些教育理念上在今天看来也是相当地开明。何况在那样一个时代，那样的名门望族呢？
还有一点要紧地，就是郭大家长提出每房的长孙不论孙男孙女，她都要带到身边，以便接受教育。书中提到一件事很有意思，“在1920年，曾昭抡与其兄曾昭承同时考上了庚款留学生，即将赴美国读书时，家族姑母大表反对，对陈母说：“他们将来在番邦招了驸马，你怎么办”。曾母表示招驸马事小，留洋事大，坚决让儿子放洋。”郭的境界又见一斑。
古人一直有“闺闱乃圣贤所出之地，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与“妻贤夫祸少，妻贪夫招罪”等之说。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也说过：“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是操在掌权者手中，不如说是掌握在母亲手中。”苏联教育家克鲁普斯卡娅断言：“如果你在家教育儿子，就是在教育公民了，如果你在家培养女儿，那就是在培养整个民族。”
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对于母亲的重视也尤为重视，“妇女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没有妇女，就没有人类，就没有社会”。在曾氏家族的家庭教育中，郭筠把母亲的作用、祖母的作用诠释的淋漓尽致。
当然书中的两个家族只是中华民族百家姓中的很小一部分，但是从这两个分支的昌盛来看，我们作为各自家族中的一份子，有必要汲取优秀的教育经验，为子孙的兴旺做出该有的贡献。再往长远一些看，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国是千万家，每个人都有让自己家族昌盛的义务和责任，只有这样，千千万万的家兴旺起来，我们的国家才能富强起来。
南渡北归读后感3
岳南的《南渡北归》三部曲，全景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多样的命运和学术追求，全景了再现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的剧烈变迁。慢慢读来，不知不觉被大师的情怀所感动。
各大院校师生纷纷南下西行之际，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突然来到梁家，对梁思成说自己刚从外地潜回北平，有约50毫克放射性镭还在清华实验室的保险柜中。如今北平沦陷，日军已经进入清华园，如果这个东西落入日本人之手，后果不堪设想。为此，赵忠尧想起梁思成这位“铁杆”校友有一辆雪佛兰牌小轿车，决定找梁帮忙，一同进入清华园。二人冒着生命危险，趁着夜色，潜入清华园，抢救出这关乎国家民族未来发展的科学珍宝。赵忠尧把盛满镭的铅筒放在一个咸菜坛子里，夹杂在逃难的人群中奔向长沙。他一路风餐露宿，蓬头垢面、破衣褴褛，丢掉了所有的行李，只有手中的咸菜坛子与他形影不离，双手磨出了道道血痕，如乞丐般到达临时大学办事处时，梅贻琦校长热泪盈眶……这是怎样的信念。
“九一八”事变之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就职演讲，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特别提醒师生“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份子，不能不关心的。
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这是怎样的理念。
自离开北平南下，辗转近万里逃难，梁家几乎全部“细软”都丢光了，战前梁思成和营造学社同仁调查古建筑的原始资料——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记录等，被他们视为最宝贵的财富，紧紧地带在身边，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在李庄上坝月亮田几间四面透风的农舍里，梁思成和患病的林徽因，一面讨论，一面用一台古老的、噼啪震响的打字机，撰写并绘制向西方世界科学地介绍中国古代建筑奥秘和成就的《图像中国建筑史》。这是怎样的坚守。
1935年主持殷墟侯家庄西北冈发掘的梁思永，肋膜炎病愈不久，白天里，他骑着自行车在各工地到处奔跑巡视。对于各工地在发掘中出现的新现象和产生的新问题，他随时都加以注意，加以解决。有时详细地指点助理员去做，有时甚至下坑亲自动手。晚上油灯下，他有时和工作人员谈论当天发觉中的新发现，有时查阅各人的田野记录簿，有时看着助理员们剔花骨等，有时整理当天出土品……常常忙碌到深夜。这是怎样的敬业。
68天的长途跋涉，“湘黔滇旅行团”的11名教师和290名学生，真正走出了象牙塔，进入到书本以外的形形色色的大千世界。地质学家袁复礼教授，结合湘西、黔东一带的地形地貌，讲解河流、岩石的构造形成，以及黔西岩溶地貌和地质发育理论。闻一多指导学生收集当地民歌、民谣，研究不同民族语言，并对当地风土人情进行写生。北大化学系教授曾昭抡，每天自清晨走到傍晚，不走小道捷径，沿着盘山的沙石公路走，每当休息时，就坐下来写日记……这是怎样的言传身教。
这样的大师在书中比比皆是，书的封面上有这样一句话“大师远去，再无大师”，但是我要说：大师虽去，情怀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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