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发言稿范文
新春伊始，万象更新。让我们满载着XX年的各项经济效益全面增长的丰硕成果，迎来了XX年的春天。值此集团XX年总结表彰大会之际，我谨代表受表彰的先进企业、先进集体及先进个人对集团总裁和各位领导及全体员工表示诚挚的谢意和致以崇高的敬礼！ 在过去的一年里，集团在总裁的英明、正确领导下，各项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我公司，大家上下一心，想企业之所想，及公司之所需，想方设法扩大销售，千方百计提高经济效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事业发展。从稳固市场、扩大市场着手，从抢占市场、发展市场着眼，在竞争中求生存，在竞争中求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和明显的效果，各项经济指标均创历史最好水平，在全省同行业中名列前茅，为××集团争得了荣誉。XX年集团公司各行业取得的骄人业绩应归功于集团总裁的英明决策、正确领导和集团全体员工齐心协力、团结奋战、不懈努力的结果。XX年，在集团总裁领导下，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一、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和亲和力。坚持顺上扶下的原则和向管理要效益的方针。
为后现代主义科学观辩护
——基于知识论视角的考察
摘要：通过知识论的考察，可以发现传统的科学观作为一种信念，并不能提供必然的知识，因此，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的出现是有合法性的，它是对传统科学观的修正与调整。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知识论，辩护。
中图分类号：b082 文献标识码：a
在全球化浪潮扑面而来的今天，如何理解全球化已经成为我们改变传统思维模式的一种被动的契机。在笔者看来，全球化最直接的显现就是经济全球化，然而这是全球化的表面现象。最深层的全球化却是思维和观念的全球化，而这一点却常被我们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在这里笔者愿意就观念的全球化谈一些看法，选取的视角就是公众对科学的理解的变化，换言之，如何看待科学就成为我们衡量观念全球化的一个最好的切入点。
一 基于知识论的视角对现代科学观的考察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现代科学观与后现代科学观爆发了激烈的辩论（这场所谓的科学大战以索卡尔诈文事件的作为标志），辩论的双方都有众多的学者为之辩护，但是，遗憾的是这场有意义的辩论并没有得出十分令人满意的结果。如何看待这两种科学观的利弊得失就成为检验我们观念转化的一个严格的检验。
为了给出很好的论证，我们需要对科学观进行一些简单的界定，只有这样，论证才不至于流于空泛。然而要准确给科学观下一个定义似乎又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科学在时刻发展变化，人们对科学的理解也随之发生变化，因而做出一个一劳永逸的科学观概念是不可能的。因而我们在这里只能给出一个最低限度的界定，即科学观是指在特定时空范围内的认知主体对科学的一种模糊的认识，并以此做为应对生活世界内遭遇的各种经验的一种信念。就我们个人的经验而言，我们通常把拥有一种科学观作为一种信念，那么既然是信念就有正确和错误之分，抛开这点不谈，众所周知，信念又是构成我们的知识的重要元素。那么传统的科学观作为一种信念是真的吗？进一步而言，它是否正确地构成了我们的知识。对此，我们需要加以仔细地梳理。如所周知，科学观的构成是多方面的，如方法论的层面、价值论的层面、功能的层面、审美的层面等等，沿着这条线索，可以继续追问。比如科学方法万能的科学观，这个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呢？很显然，这是归纳的结果，也就是说，我们从有限的个案应用科学方法都获得了成功，然后我们就得出了具有普遍性的命题，即科学方法万能。但是这个论证是存在问题的，换言之，从单称判断到全称判断没有必然的逻辑通道，因而归纳得出的结果就不能必然为真，这就是早为人们熟知的“休谟问题”，其他层面的科学观仔细推敲起来与此类似。由此可知现代的科学观并不一定为真，最多只能称为高概率的为真，这也就是逻辑实证主义最后得出的结果。既然不能完全证实，但是可以一次性的证伪，这就是哲学家波普尔给我们提供的一条有创见的道路，在下面的论证中，笔者将采纳这种合理的观点。那么从知识论的角度看，现代的科学观为我们提供了知识吗？按照葛梯尔（a.gettier）的观点：“传统的知识定义有三种。”[1]分别为1．s知道p：如果（1）p是真的；（2）s相信p；（3）s相信p得到证实。2．s知道p，如果：（1）s接受p；（2）s有充分的证据接受p；（3）p是真的。3．s知道p，如果：（1）p是真的；（2）s确信p是真的；（3）s有权利相信p是真的。关于知识的第一种表述是柏拉图的，出现在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的201以及《迈农篇》的98中；第二种定义取自齐硕姆(r.m.chisholm)的《察见：哲学研究》（1957）中；第三种定义是英国哲学家艾耶尔(a.j.ayer)在《知识问题》（1956）中提出的。从知识的这三种定义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后两种方案都是在柏拉图的基础上的改进方案，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回到柏拉图的方案对照我们的现代科学观就可以知道，在前提条件处，即科学观作为一种信念p是真的，这一点，通过我们上面的分析已经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而在即便在传统的知识定义中，现代的科学观作为一种信念，也不能为我们提供可靠的知识。然而，现代知识论的研究已经揭示，传统的知识定义是不完善的，这就是葛梯尔在1963年提出的著名反例。他的主要结论是即便是确证的真信念也可能不是知识。按照这个观点，现代科学观更无法保证它的信念能够成为必然的知识。鉴于此，笔者认为，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的出现正是看到了传统科学观存在的问题，而采取的一种修正策略。
二 为后现代主义科学观辩护
在为后现代科学观进行辩护之前，需要指出当前存在的两种错误认识：其一，科学大战彻底终结了后现代科学观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其二，科学是不容怀疑和反思的绝对真理的体现。坦率地讲，这两种认识都不是对科学的正确认识。正如笔者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如果缺乏一种历史的眼光，那么这场科学大战的深远影响和重大意义将在短视的争吵中大打折扣。”[2]
如果我们把思考的基点放在整个人类文化发展的高度，就会发现传统的科学观在当前已经面临一种片面化发展的倾向。现代科学观的出现是奠基在启蒙运动以后所萌生的现代性的基础之上的，那个时代的背景是整个社会要完成从封建社会转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变革，在这个特定的背景下，传统的科学观对僵化的封建思想以及虚妄的神学观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对于推进整个社会的变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相比之下，当今的社会至少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整个社会的主导经济形式开始发生变革，进入到一种后工业化社会（在当前人们耳熟能详的名称还有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社会等标志社会转型的名目），这一点已经为社会所普遍接受，而传统的'科学观原本具有的解放功能基本上丧失殆尽。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后现代科学观的出现应该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正如法国学者利奥塔尔指出的那样，在后现代社会，科学面临着合法化的危机，换言之，传统科学观所承担的思辩的叙事与解放的叙事的功能都已经无法完全实现了，联想到当前科学的现状，一方面学科的高度分化与专业化，另一方面，又在不同的学科之间存在高度的综合，导致现代的教育系统培养的人才只能是专业人员和工程师，而恰恰无法培养一种关注社会与人类命运的思想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能完全拒绝后现代科学观的出现吗？
反观这场“科学大战”的实质，不难发现它指涉了两种文化在当前的矛盾和紧张的状态。换成菲利普.基彻的说法就是：代表传统科学方的实在论——理性主义群体与代表人文方的社会——历史主义群体之间的矛盾。显然，这里争论的核心观点是如何看待科学这个问题。对此，只需考察一下人们对于科学的认识发展的演进轨迹，就可以粗略地反映出问题的本质所在。在近代科学发展的这四百年的历史中，人们对于科学的认识经历了如下的几个阶段：最初对科学漠视（16世纪）、好奇与惊讶（17世纪）、进而相信科学（18世纪）、最后演变成崇拜科学（19世纪以后），到二十世纪中叶，崇拜科学已经成为人们科学观的主导图景。但是恰恰在这个时期，由于一系列的生态问题、社会问题的涌现，人们又开始对传统科学观产生怀疑与反思，这个过程类似于黑格尔的辨证的否定的过程。它反映的人类认识的深化和提高，因而我们不必对科学大战的后果以及前景讳莫如深，这恰恰标志着人类理性的成熟。鉴于这种考虑，笔者认为为了正确地反思与认识这场科学大战的意义，需要引入效果历史意识的分析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理解与凸现后现代科学观在人类认识史上的重要作用。
如果我们把科学理解成一种历史流传物的话，那么对它的理解就包含一种前见，而这种前见内化于我们的意识中，成为一种不易被发觉的预设。对于科学，我们的日常理解正是这样的，只不过这个作为预设前提的前见，来自于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一种观点，即科学是客观的、价值中立的、科学是不会出错的（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已经证明了科学何以可能的问题）等。带着这个预设，索卡尔的诈文事件，被认为是对后现代科学观的终审判决，以此来捍卫科学的神圣地位。其实，这个事件暴露了科学方在整个事件中忽视科学的历史性存在的特点，进而没有意识到前见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因而他们的结论就不能为正确理解科学提供一种可行的道路。正如伽达默尔指出的那样：“谁因为他依据于他的方法的客观性并否认他自己的历史条件性而认为自己摆脱了前见，他就把不自觉支配他的前见的力量经验为一种背后来的力。凡是不承认他被前见所统治的人将不能看见前见光芒所揭示的东西。”[3]因此，可以说，现代科学方自始至终没有反思他们自身存在的前见的可靠性，进而没有考察构成这种前见的诸要素的可靠性，尤其是在科学近几个世纪的巨大成功面前，这种科学原本具有的反思与批判精神被遮蔽了，因而他们的批判还是不能完全说服后现代主义者。如果联系到上面所做的知识论的论证，便可以发现传统的科学观并不符合成为必然知识的条件。拿构成知识论的三要素来衡量传统科学的概念，可以发现作为科学观基础的那些前见，并没有得到完全的确证。从生存论的角度来说，科学的概念也是处于发展中的。更何况在1963年哲学家葛梯尔指出：“即使满足知识的真、确证与相信三个条件，确证的真信念也可能不是知识。”[4] 葛梯尔反例的存在更证明了构成科学概念的前见的那些要素，并不是如科学方所宣称的那样牢固，因而对传统科学观的批判与反思是可能的，也是合理的。后现代主义者的攻击点正是这些前见的可靠性问题，如ssk学派的学者们，通过田野考察的方法，提出了科学的社会建构论主张，直接否定了科学派意识深处的纯粹客观性的前见，就是很好的说明。对此，我们认为索卡尔精心策划的诈文事件反映了科学方的两种心态：其一，后现代主义科学观基本上是主观臆测，没有任何价值，只能造成相对主义的泛滥；其二，科学是非常专业化的学科，尤其是现代的自然科学已经远离了人们的日常经验，因而外人无权对它说三到四。对于第一点，索卡尔的论证并不充分，众所周知，后现代主义的科学观的形成不是一夜间出现的，自从科学作为一种建制出现以来，它像许多其他行业一样，日益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形成一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它的发展也日益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因而，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的出现恰恰是对当前科学的实际生存状态的一种真实描述。至于第二点是一种事实，也是科学方狂妄心态的表达的最好理由，问题是现在的科学共同体已经很少甚至无力从宏观上反思科学的本质，他们日益陷入一种狭隘的专业偏见中，所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情景就是这样的。而后现代主义者，虽然没有那么专业化的研究，但至少保持了视野的开放性。正如海德格尔指出的那样：“如果严格性是从那种努力方式中——凭借这种努力，知识总是遵守着与存在者之本质要素的关联——获得其本质的，那么精确的思想就决不是最严格的思想。精确的思想仅仅系缚于对存在者的计算。并且唯一地为此而效力。”[5]可以说，正是由于现代科学对精确与专业化的追求，它日益失去对科学本质的理解。十九世纪末，尼采已经发现现代科学观的发展将造成一种虚无主义的流行，而虚无主义将导致人类文明的危机，这也是胡塞尔所谓的欧洲科学出现危机的根源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科学观正在唤起被现代科学所丢失的东西。
但是，不容质疑的是，以索卡尔等人为代表的科学方的确很尖锐地指出了当前后现代科学观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一些极端的女性主义的科学观、ssk的强纲领等直接导致了普遍的怀疑论的倾向与相对主义的蔓延，这些都是不利于我们正确认识科学的。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源就是菲利普.基彻指出的对四种教条主义的无限制夸大，这四种教条主义就是：“1.观察的理论负载；2.证据对理论的不确定性；3.信念的多样性；4.行动者范畴与历史书写。”[6]可以说，这任何一条在我们认识科学时都是存在的，但是不能无限制地夸大的它的作用，否则科学在人类历史中的出现将是荒谬的。这也说明以ssk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科学观，一旦发展到极端的地步，也就完成了自身意义的否定。这一点的确是后现代科学观面临的重大原则问题。对此，菲利普.基彻指出：“如果我们走向极端的建构主义，否认理性、证据和真理的概念，那么将存在一个对科学的可怕的反讽…如果我们希望从各种阴险的知识赝品中寻找出有价值的科学，我们就需要理性、真理和进步的范畴。”[7]
三 结 语
综上，通过知识论的考察，可以发现传统的科学观作为一种信念，自身并不必然为真，因而它无法承担构成知识的重任。后现代科学观的出现是对它的修正与调整。从世界范围来看，后现代科学观已经不是某个国家内部的观念了，而是一种遍及全球的思潮，这恰恰表明在以“时空压缩”为标志的后现代，全球化影响最为深远的是观念的全球化。从人类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的出现是人类认识的提高，反映了认识发展的规律，它的积极意义在于使我们能够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来看待作为历史性存在的科学，使长期以来免遭祛魅的科学，走下神坛，这对于科学自身的发展来说也是有好处的。同时，通过这场有益的争论，也能使两种文化更好地认识与反省自身，并且避免任何话语的垄断地位，倡导一种公平竞争的环境，这对于两种文化的融合来说，具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这两种科学观的争论，对于我们建设具有批判功能的开放的公共领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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